一大早，听说母亲从成都出发了。我的心儿就像海浪一样起伏：
在兄妹四人中，我是让母亲操碎心，对她老人家最歉疚的人。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疾病就缠身。在那连野菜都难以寻找的年代，母亲为了给我治病，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求爹爹告奶奶：“行行好，借给我一点钱吧，社里一当分着粮食，我将它们卖了就还。”
记得一岁那年，我得了极其严重的热证。母亲抱着奄奄一息的我，辗转方圆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为我寻医问药。在那二十多天里，母亲成天以泪洗面……
我初中毕业考上县重点中学就读高中后，偶尔社里分着一点连骨瘟猪肉、黄豆、绿豆什么的，母亲将之藏进咸菜坛子，或者橱柜里。要么待到我两周一次回家时，她从中取出若干份之一。每一次吃那些“美食”，我和父亲的碗里总是一等公民待遇。兄长、弟弟妹妹，他们总是二等公民待遇。母亲给她自己的，就是三等公民待遇了。所谓三等公民待遇，也就是说她的碗里只有一两根光秃秃的排骨，少许的咸菜和一碗映射蓝天白云的水：要么就利用下大雨，或者下大雪的空闲时间，她负重徒步翻山越岭三十多公里给我送来。说我读书很费脑筋，必须吃好一点点。
晚上，我在如豆的桐油灯下做作业，母亲就静静地坐在旁边，或者补衣服，或者纳鞋底。严冬，她在我的脚边放一只火盆，不时向盆里添加无烟的火炭。夏天，她用蒲扇给我不时扇凉、驱赶蚊子。直到我上床就寝后，她给我关好补丁重重的蚊帐门，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脚步轻轻地离去……
可是，在预考中名列前茅的我，在高考场上，意外病倒。
高考名落深山，对我来说无异于十八级地震：从前一切废寝忘食，卧薪尝胆的努力，都成了肥皂泡;从前一切的理想，都成了一场幻梦……
痛定思痛，我随后婉言谢绝了母亲和已经疾病缠身的父亲，还有母校领导，他们再三劝我回学校补习的美意。一个月后，我抱着是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的思想，犟性地走出了家门。
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打拼，我的事业终于小有成就。可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搭救他人的过程中，年方二十八的我，不幸坠楼，导致高位截瘫!
忽闻自认为最能干的儿子，在外面出了大事，病入膏肓的父亲，朝我所在城市的方向，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我的孝子儿啦!”头一歪，就驾鹤西去了。母亲遭受双重打击，她更是痛不欲生。但为了我这个瘫痪儿子，在一阵长时间的悲伤之后，她就挺起了坚强的脊梁——即便有时候生病，一当拔掉针头，她就拿起镰刀，扛起锄头……
我成天要死不活地躺在床上，看见母亲每天忙进忙出的身影。虽然也做点养蚕、择花生、择棉花、煮饭等小事，但我仍然心如油煎：如此拖累母亲，何时是个尽头啊!可是，有一天真的接到可以去县福利院中心的信息时，我的喜悦却短暂得像一缕浮光：母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日后，她万一有个冷热什么的，谁给她分忧解难呢!
即将天各一方，我和母亲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滋味：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母子俩惺惺相惜，朝夕相处了近五十个春秋，虽然日子过得非常清贫，可也是苦中有乐啊!所以，我随后搜肠刮肚地找出各种借口，故意一拖再拖。直到大半年后的四月一号午后三点半，在母亲那似乎绝情的再次催促下，我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点头：“好，母亲，我听您的。”
听到我明确的回答，母亲没有丝毫的将永远甩掉包袱的喜悦。反而，她抱着我的头失声痛哭：“娃，我这也是秃子的头，别无它(发)法啊!”
我的头摇晃得像拨浪鼓：“不，母亲，我这只是担心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您啊!”
母亲的眼睛，红得像熟透了的桃子：“娃，别牵挂我。你好，娘自安。”
福利院，新环境，衣食无忧。老人们，对我都很友善。可是，几个月过去，我始终也进不了状态：白天想的是母亲，晚上梦的还是母亲。半年后，母亲跟着小弟去了蓉城。虽然如此，隔三差五，我依然给她打电话。得知她福体安康、心情愉悦，我就喜上眉梢;听到她偶感风寒，我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月前，听说九十一岁的母亲，今日要从成都回来。从那一刻起，我就像沙漠之中期盼雨水滋润的小草一样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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