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大化改新与汉文化

世界古代史作业

论题：论日本大化改新与汉文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班级：2011级历史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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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大化改新与汉文化

历史文化学院 2011级历史2班 周蓓

【摘 要】 日本国家是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刺激下而形成的，日本古代对汉文化的移植，使其社会发展呈跳跃式的前进，全面汉化使日本较顺利地进入封建主义发展的道路。“大化改新”使日本成为政章制度较完备的封建国家。

【关键词】 日本 汉文化 圣德太子 大化改新

一、古时中日之间的交往

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的西北角，在古代，东面浩瀚大海和北面的极度寒冷阻绝了日本朝这两个方向探求，它只能通过西面的朝鲜半岛与中国文化发生交往。

在中国，周代商祚，商遗民东奔北逃，春秋战国的混乱，大量人口逃亡，这都可能使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受到较大的影响。“箕子朝鲜”的传说，实际上是中原文化扩大的印迹，徐市(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也应是上古时代数个世纪里，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不断地向日本列岛移民这个总体事实的历史反映，至于是否有徐福其人，并不重要。我认为应把秦始皇遣人东渡之事，看成是秦皇试图了解东方海上岛屿情况的愿望的反映。而汉武帝的军事扩张，确实使汉文化朝鲜半岛得以迅速传播。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军队分水陆两路攻灭卫氏朝鲜后，在当地设置了乐浪、真蕃、玄菟和临屯四郡进行统治。日本九州一带的豪族才有机会感知中国文化，中国的封建朝廷也逐渐了解在更远的东方还有一个称为“倭”的部族。《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我认为在这简短的记载中，中国对来访的远近各部族已有大致了解。即倭人不是四郡中人，其部族特征较为明显，且生活在乐浪以东的海岛上。这种了解虽然很不具体，毕竟给以后东渡的人们树立了信心。“大量秦人、汉人归化日本，他们的子孙大量繁衍，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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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史上来看，是件重大的事，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很多贡献”。⑴日本各部族通过汉朝在乐浪郡的互市场所接触了中国文化，他们又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后汉书·东夷传》载：“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 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⑵表明在东汉初期中日的交往已十分密切了。光武帝赐印绶一事，已于1784年在日本志贺发掘到一方“汉委奴国王”金印得到证实。安帝时倭国王献生口百六十人，表明日本当时仍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

东汉灭亡后，中国历经混乱而进入局部统一的三国时期。曹魏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消灭了划辽东以自立的公孙康势力，还合并了乐浪、带方二郡，恢复了在朝鲜半岛的统治秩序。此时的日本九州是倭女王统治，其与魏国的往来非常密切。史载：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弥呼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出使魏国，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对倭女王遣使来贡，大加封赐，以光武故事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且大礼赏赐：“今以绛地交龙绵五匹，绛地绉粟十张，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绵三匹，细斑华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⑶以上赏赐，魏明帝指派带方郡宫员作为特使送到倭国，卑弥呼兴高彩烈，请特使转答她对魏明帝所予恩赐的谢意。我同意把周边部族向中国中央朝廷的朝贡看成是一种官方贸易，但更多是政治上的交往。以魏倭为例，魏明帝得到的是心理上的满足与面子上的光彩，他所要求的仅是让倭王广为展示其所赐物品，以宣传中华文化的先进与物质的富足。而倭王得到的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实惠。此后，日本与魏国的往来更为密切，据统计，景初二年后的十年间，倭女王派到魏朝廷或带方郡(今汉城) 的使节有四次，魏使节赴倭有两次，可见来往之频繁。魏明帝赐与倭女王的礼品，尽是精美华丽的，代表了中国北方的文化与技术水平。“这些物品当然只是倭人中少数贵族阶级玩赏的奢侈品，但也必然在女王国中形成鼓舞新技术，促进文化的动力。而亲身来到东方大本营———中国的倭人，目睹统一的国家组织和数千年文化背景的壮丽首都洛阳，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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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不少新知识，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一定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象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象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⑷在日本，出现统一的趋势即是从卑弥呼开始的，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在经济生活诸方面， 影响更是明显。比如服装，往来之初，日本的裁缝水平十分原始，《魏书》载：“男子皆露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披发屈，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⑸魏明帝以及后来的中国朝廷赐与的精美丝织传入日本，必然引起纺织缝纫技术的革命。

南北朝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南移，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争强斗势，而日本历史则进入倭五王统治时期。“倭五王为了称雄日本列岛，并同朝鲜半岛南部的高句丽和百济分庭抗礼，主动向中国南朝的宋、齐、梁、陈各王朝皇帝纳贡称臣。他们作为中国册封体制的成员，得到了中国南朝皇帝的保护，并被赐授爵号”。⑹正是由于与中国南朝的往来，日本文化中也开始加入了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

“推古朝”以前的日本与中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交往，除朝贡方式外，更多的是中国人的大量移居日本，正是他们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等传入日本，使日本社会的发展呈跳跃式的前进。“秦人、汉人对于日本精神文化所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以汉人数千年来的文化背景，具有极为复杂的内容的。他们带来的思想中，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还有阴阳五行以及谶纬的思想。通过他们加深了日本语言的内容，丰富了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当时日本人民来说，学习来自外国的汉字可能十分困难，而秦人、汉人对于汉字具有深厚的亲密感情， 所以政治上的事务概由他们来处理。当履中天皇朝在斋藏以外另设内藏以藏公物时，掌管出纳的藏官就是阿知使主。雄略天皇时，又设置大藏，使苏我麻智检校三藏时，掌管出纳的便是弓月君的子孙秦氏， 掌管记录的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文直和王仁的子孙西文首。后来阿知使主的子孙所以用内藏大藏为氏，就是因为他们掌管过三藏的记录。他们还擅长文笔，精通海外情况，所以，有时也起草外交文件，或出使海外。”⑺

二、圣德太子改革

经过几个世纪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日本作好了全面模仿中国典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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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准备，以此来整顿混乱的氏族政治，对抗豪强部族的势力。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厩户丰聪耳皇子任叔母推古天皇的摄政，称圣德太子。为整顿内外政治，圣德太子先后推行几大举措：1、公元603年(推古11年)，效仿中国的官吏印绶制和朝鲜三国的官位制，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是以冠的种类表明位阶和在朝席次的制度，即将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位阶。冠的颜色顺序为紫、青、赤、黄、白、黑，以颜色的浓淡区别大小。《冠位十二阶》的制定，整顿了日本朝廷中的席次混乱，确立了朝廷纲纪，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冠位也用于国际交住，即在与中国隋朝的交往中，便于同朝鲜半岛上的三国使臣分清席次。而在社会生活中，“冠位是授予个人的，即使是属于同一个氏，也是根据每个人对朝廷忠诚程度授予不同的冠位，即使是同一个人，如果功劳倍增， 还可授予更高的冠位。”⑻这是对氏姓制世袭官职的否定，以建立新的官僚等级制度。2、公元604年(推古12年)，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宪法十七条》。用它作为国家立国的政治准则和官僚群臣的行为准则。它用汉文颁行，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宪法以加强中央集权为原则。“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宪法把儒家学说作为理想国家的现实目标，而把佛教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如要“笃敬三宝”。“人鲜尤恶，能救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要“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宪法对各级官吏的权利、义务、道德行为准则做了严格规定，指出为臣之道是“每事有信”，“无忤为宗”，“背私向公”，消除相互倾轧， 共同服从天皇，为日本的富强而努力；要“承诏必谨”，“惩恶劝善”，“明辨诉讼”，加强法制，各尽职守，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大事“必与众宜论”“赏罚必当”“便民以时”，即要调整统策略，不能过分剥夺人民才能使之相安无事。可以看出，《宪法十七条》不仅深受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而且它的不少条文的遣调造句，也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如第一条“以和为贵”取自《礼记·儒行篇》的“礼之用, 和之贵”；“上和下睦”取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上下和睦”以及《孝经》“民用和睦, 上下无怨； 第三条“上行下靡”取自《说苑》；“千载难待一圣”取自《文选·三国名臣传序》等等。说明圣德太子以及他的摄政班子是通晓中国文化，达到对中国文献典籍信手拈来的程度，他们努力以中国先贤对大同世界的理解为标准来治理日本，或以此为旗号来完成日本的统一，促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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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公元604年，日本列岛各地还存在着许多独立的部落国家和豪族的领地。这种情况不仅日本的东北地区有，就连九州的中部和南部也有。倭国，即大和王朝对他们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大和王朝为了更好地控制那些归顺大和王朝的部落国家和豪族才制定《宪法十七条》的”。⑼ 3、组织遣隋使。隋朝的建立，使中国再次出现强大而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周边各国产生极大震摄，而炀帝诏告天下，派人前往周边各国，同时探访奇风异俗。“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屯田主事常俊、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次年，炀帝派朱宽出使流求，韦节和杜满出使西域。也正是这一年(推古十五)，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大隋，并派出高向玄理、南渊清安、僧等8人一同前往。史家认为这是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僧) 的开始。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对日本上表之国书中的傲慢语句极不满意，曾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炀帝毕竟宽容了日使，在他们回国时，还派文林郎裴世清等13人赴日册封宣抚。“日本朝廷派遣难波吉师雄成，引导隋使，于六月十五日到达难波。这日，以船三十艘迎接随使，导入难波的高丽馆上新设的馆舍。八月三日，裴世清等才进京。当日 骑七十五，远至海石榴市迎接，可见当日行列之盛。”⑽日本皇室借隋使到来之机，大肆渲染，借以抬高皇室的地位。在隋使停留难波50天后，日本天皇隆重接待了隋使。“即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仪，是以嵇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义，泽被四流，以王慕化， 故遣行人来宣谕’”。⑾这番话表明日本皇室对中国文化的景慕，隋朝廷对日本的重视。从此日本皇室更积极地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僧)，希图通过他们学到中国的政治文化后，用以改造日本的政治文化。而为与隋朝廷更和睦相处，或使交流更为方便，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僧) 中许多人的先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高向玄理、南渊清安、志贺惠隐等人，祖上都是移居日本的中国人。他们熟悉汉语，来到中国后，就极容易接受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风范，他们在中国学习了二三十年后，可以说已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而这段时间，正是隋季唐初，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组织，典章律法以及礼仪程序都趋于完备。当这些人学成回到日本后，对日本的氏族政治，奴隶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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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势力等都深感不适，强烈要求向隋唐学习，从冠带服饰到政府规章，大胆整饬，全面革新。遗憾的是，圣德太子还未来得及对日本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改革，就于公元622年病逝。但他推行的改革毕竟为以后的大化改新做好了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日本大化改新

（一）大化改新的背景

1、日本国内各阶级矛盾加剧

七世纪时，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生产力迅速提高。但是在此时东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的隋朝和唐朝兴起，朝鲜的新罗崛起，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日本对朝鲜的几次入侵都失败了，这使日本的大和政权的威信一落千丈，政权发生了动摇。日本在侵略朝鲜失败后，统治阶级加强了对部民的剥削和奴役。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剥削，激起了人民的强烈愤慨，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在人民起义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争夺部民和土地的斗争不断，从而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盘井之乱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反映。由于中国和朝鲜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和政权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了探索改革之路。

2、与唐朝的接触及遗唐使的派遣

隋末唐初，日本的一些贵族接受了汉文化提高了文化水准。因此当他们处于不利的时候，就有可能学习唐朝先进的统治方法，借以摆脱困境，巩固统治。

七世纪的唐朝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使唐朝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那时的日本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积极谋求向唐朝学习，建立良好的关系，先后派遣了13批遣唐使到达长安，规模庞大，组织完备。许多的留学生经历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繁荣，看到了唐朝的先进制度对周边的影响，回国后对日本的部民制度要求改革，学习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三省六部制等。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僧冥等都在中国学习几十年，回国后积极的传播中国文化，从而为日本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二）大化改新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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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后半期，日本朝廷针对部民脱籍的现象，开始改变经营的方式，建立了田不和户籍制度，把各家族人丁纳入了国家控制之下。那时，佛教开始从中国传入日本。佛教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佛教就意味着学习唐朝文化，从而促进了日本的社会进步。

646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他仿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并学习唐朝的农业和手工业。孝德天皇的年号叫大化，因此这次改革被称为大化改新。其内容据日本历史书《日本书记》所记载：1、废除王室和贵族对部民和领地的控制，把全国的土地和部民都作为天皇的土地和部民；2、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3、改革中央体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三)大化改新的历史意义

1、对于日本国内封建生产方式的确立具有积极意义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在当时东亚国际形势的影响下，由统治阶级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使部民摆脱了氏族的控制成为国家的公民。班田制按人口分田，以户来耕作。部民的地位有所提高。实行了土地国有和加强中央集权制，抑制了贵族豪强的氏族特权，进一步克服了氏族陋习，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使土地和部民从日本王室和贵族控制下解放出来，作为国家的土地和公民，由国家分给口分田，使他们对国家负担一定的租税和劳役，这就改变了上述奴隶劳动的支配作用，形成以班田农民的劳动的社会基本形态。所以大化改新的结果促使日本部民奴隶制的终结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初步形成。

2、通过大化改新加强了国力，也促使日本开始从各个方面学习唐朝文化，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首先，对于佛教的传播。圣德太子在大化改新后提倡佛教，不惜巨资兴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如法王寺、天王寺、法隆寺等壮丽的佛教寺院，从而为日本的佛教和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寺院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据日本的文献记载，此后日本的贵族开始信奉佛教，当时日本有佛教寺院千余所。随着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佛教仪式以及其它学术思想在日本也广泛的传播起来。

其次，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及传统习俗的学习。日本留唐学生空海吉、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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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分别根据汉字的草书和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了日本文字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日本当时的都城京都的建筑式样也仿造唐朝的长安城，城内也有朱雀大街和西市东市。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和唐朝人的习惯相仿。日本曾出土了很多唐朝初年的开元通宝铜钱，我国的西安也发现了日本的银币和同开宝。这都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日本人的制茶方法也是同唐朝学来的，后来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茶道。在风俗方面，如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七的乞巧节，重阳节登高等等，都是从唐朝学去的。可见，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触及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纵观现今的日本，源自于其博采众长的特点。日本文化虽然受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但日本的文化也是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探索的。

总之，在上千年的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中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广泛、最深远的。而对于由它影响又导致的在日本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大化改新，又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极好例证之一。

【参考文献】

⑴⑷⑺⑽〔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17页、18页、45页、51页。 ⑵《后汉书·传九》中华书局第2821页。

⑶⑸《三国志·魏书》卷三十, 中华书局第857页、855页。 ⑹⑼〔日〕山中顺雅《法律学家中的日本古代史一千五百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版第132页、134页。

⑻〔日〕井上贞光《日本历史》第三卷小学馆1977年版, 第229页。 ⑾《隋书》卷81、中华书局, 第18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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