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韩信诗评与韩信史评

２０１５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ｅｉ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１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论宋代的韩信诗评与韩信史评

虞芳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根据《史记》，尤其是《史记》人物而作的史评与诗评同为宋代《史记》阐释的重要成果。从某些角度看，宋代《史记》诗评甚至比史评更具首创价值与开拓意义。韩信作为《史记》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是宋人尤喜歌咏、讨论的人物形象之一。关于他的史评与诗评也在宋代趋于繁荣。宋代韩信诗评与史评相比，或就《史记》中的某一事件、某个细节首发议论，或先于史评提出某种观点，或对同代史评进行概括、提炼。不仅与同代史评相与呼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且还为后代韩信评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宋代韩信诗评与史评的关系中可以窥见《史记》诗评的丰富成果，证明《史记》诗评在《史记》接受史，尤其是阐释史中也应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史记》；韩信诗评；韩信史评；韩信形象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作者简介：虞芳芳（１９９１—），女，浙江余姚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１２８（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３８－０５

　　《史记》接受史在宋代进入高潮［１］１３５－３０９，尤其是《史记》阐述史在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日趋繁荣。宋代文人、学者对《史记》的续写、考订、注疏、解析、评论之作可谓汗牛充栋。围绕《史记》而创作的史记诗也随着《史记》的流行而兴盛起来。其中以议论为主要特色的变体咏史诗，即论体咏史诗，与《史记》评论文章一道成为文人学者评点历史是非，展现个人史识、史才、史学的重要舞台。正如宋嗣廉先生所说：“以《史记》人物为题材的诗歌，实际上是以诗歌的形式评论《史记》的‘诗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诗歌本身就是《史记》研究的一种成果形式，是《史记》研究的一部分。”［２］８３８虽因篇幅所限，诗人无法在诗歌中大展议论，但有时三言两语之间就能蹦出某种新见，引发某种思考，开启某个新视角。韩信作为太史公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随着《史记》的流传而广为人知。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复杂多面的性格，战

①

提出韩信悲剧命运的肇始在于他请封假王行动②，诗曰：“英主任贤增虎翼，假王徼福犯龙鳞。”［３］１２诗人殷尧藩的《韩信庙》则将目光投射到对韩信有知遇之恩的萧何上，诗曰：“此日深怜萧相国，竟无一语到金闺。”［３］１５这些论点均被宋代诗人继承、发扬。只是宋前的韩信诗主要以传体为主，诗人在单首韩信诗中一般只对韩信形象的某一方面作浅层地、直接地接受，且议论的目的往往在于抒情，而依靠通过深入分析文本、挖掘司马迁写作意图，从而对韩信形象作多角度分析的创作尝试，则由好议论、好才学的宋代诗人首开其风。在宋代，评论《史

《汉书》所立的《韩信传》所记韩信生平本于《史记》，略于《史记·淮阴侯列传》。因而后代的韩信诗基本不出史记诗范围。

②

①

司马迁《史记》是第一部为韩信立传的史书，班固

无不胜的军事才能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而他兔死狗烹的悲剧命运也引起了后世的许多遐想。正是韩信形象本身的丰富性与太史公记载时特意留下的叙述空白，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许多阐述与议论空间。《史记》诗评是同史评一起在宋代繁荣起来的，但在宋前已经存在一些夹叙夹议的韩信诗，它们走在了史评之前，开评论韩信之先河。如唐代诗人李绅的《却过淮阴吊韩信庙》首次

向汉王请求立自己为假王，传曰：“（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０３３页。）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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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尤其是评论《史记》人物成为一种风尚。《史记》史评与诗评皆硕果累累。宋代韩信诗评与史评相比，或就某一事件或某个细节首发议论，或先于史评提出某一观点，或与同代史论同调，与史评相为呼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一

由于宋代推行“内虚外守，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文人不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出身寒微的士人也有机会通过科举跻身高位，因而宋代部分文人身兼数职，由此造成了韩信诗创作主体身份的双重性，乃至多样性。这也是宋代开始大量出现韩信论体诗的原因之一。有的学者不仅是诗人，还是具有很高史学素养的史学家，他们不仅在文章中阐发司马迁未讲的微言大义，还在诗歌中对《史记》人物尤能激人同情的一面加以吟咏。这种诗歌如同读书札记一般，堪称浓缩的史论。如曾任秘书郎、著作郎兼国史馆编修的南宋学者陈耆卿，他在自己的《韩信论》中指出，韩信虽智谋无双却拙于防身，未能察觉高皇的疑心，因而终遭灾祸。文章先总说高帝之疑实起于韩信之大才———“帝之取天下虽不可一日无信，亦不能一日不疑信。惟其不可一日无，故不能一日不疑也”。此后又点出高祖疑心渐起的历程：“一下魏、代即收其精兵，诣荥阳，惟恐其兵之多此，一疑也。下赵、燕，则晨自称汉使，即其卧夺之印符，惟恐其权之固耳。此二疑也。至于请为假王，而继以真王之命，则其疑遂成。”由此说明高祖之疑由来深远。进而指出“盖将以奔走之驰逐之使，不得一日无事以嬉”，得出为臣者需步步为营，少有差池便万劫不复的结论。文章结尾处写道：

　于天下既定之日　呜呼！信不反帝于群雄角逐之时，壮辟蒯通，老从陈豨，，而反帝固可罪亦可哀矣。向使帝也稍录旧恩，略锄新忿，推诚而复王之，未至有末年无聊之举也，盖惟疑之甚，故去之亟，信不去，帝不得高枕而卧。嘻其甚哉！

［４］６

陈耆卿虽则不否认韩信造反的事实，但在情感上却更同情韩信的遭遇，叹息他不能在群雄角逐之时听从蒯通之言，把握时机，三分天下，却在最后被逼无奈之下与陈豨合谋《史评相吻合咏史》诗无论是在内容上，错失良机。而他的一首，可看作对这段史论的提炼与浓缩，还是情感上，都与此段，诗

曰：“赤族诚非汉道洪，违时贾祸亦缘公。最怜老却从陈豨，不道先曾辟蒯通。”［５］４９３他攫取史评中尤为令其感慨的方面再作咏叹，表明观点的同时又深化了情感。

有的文人在史论与史评中采取不同角度，对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评论，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诗人的史论与诗评是对作者观点的完整表达。只有在全面阅读诗歌与史论文章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了解到这些学者的看法。北宋诗人张耒对造成韩信悲剧命运原因的探索散见于史评与诗评中。他在《魏豹彭越论》中认为，韩信被害的症结在于高皇的疑心，而高皇的疑心在于韩信对待君主不忠的态度　。后知高祖之诛功臣势变之不获　论曰予尝疑汉之于功臣少恩如是：

。，……（推迁所论而高皇与韩信之徒）两各有所私利也。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诚之心，而不其所欲，则反顾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势不可使……如韩信、彭越之徒，束手为虏而不耻者，其心犹冀万一有不死而庶几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称王具有甲兵士民之众，肯帖然而为人之下哉？呜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乐使之，无是三人，则项藉不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杀三人也，知其终不为我用故也。三人之为我亡楚也，非为至诚欲王汉也，势有熏其心故也。……呜呼！彼安坐无事犹狼顾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势必诛之而后定故。余悲高祖于此有不获已焉。［６］６５４－６５５

张耒认为汉初去战国不远，韩信之徒皆志在天下，因而高皇之于韩信乃是其暂时委身之主，是其谋取利益的对象，而不是报效尽忠的君主。而高皇也将韩信等人当作铲除项羽的工具，为防止韩信成为另一个项羽，势必要见机将其铲除。君臣双方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以利益相合而非以忠义相合。虽则张耒没有明说韩信是否有反汉的行动，但他认为韩信之反是必然的，而高皇杀信也是形势所逼。在文中，张耒站在高皇的角度为其辩护，分析了高皇身为统治者不得不诛杀功臣的无奈，表达了对高皇身不由己的同情。而在诗歌中，张耒则站在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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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引用韩信千金报漂母①的典故，指出韩信重恩情，一饭之恩尚报以千金，何况高皇之厚遇，从而认为韩信不反，表达了对韩信忠而见杀的深切同情，其《韩信祠》云：“千金一饭恩犹报，南面称孤岂遽忘。何待陈侯乃中起，不思萧相在咸阳。”［３］５０却将韩信之死归罪于昔日知己萧何。根据《史记》记载，萧何与韩信最后的被杀确有直接关系　，国谋　吕后欲召，诈令人从上所来（韩信），传曰：

，恐其党不就言豨已得死，，乃与萧相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７］２６２８－２６２９

萧何历来被视作韩信的知己，“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被传唱至今。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对萧何给予厚望，难以接受他最终助纣为虐，利用韩信的信任帮助吕后诛杀朋友的做法。张耒在诗歌中指责萧何在韩信之死中推波助澜的做法。他质问萧何说：“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谁计策题淮阴侯庙，嗟君终自愧萧公》）还颇为辛辣地讽刺道。”［３］５０称赞萧何胜过韩信，实则是反话正说（《韩信：“能用能诛？”［３］５１（《，》）不齿于萧何诗歌看似为明哲保身而出卖朋友的作法。张耒站在不同的角度评论同一史事，力图挖掘其中的真相，却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果，这不仅证明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也可见诗人情感的丰富性。由此还可证明，同一个文人所作诗歌和史论不仅在内容思想上可以形成互补，还在情感上形成互补。

也有诗人虽未见史论，但所作韩信诗却与同代史评相呼应，共同反映出某种时代观点。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为韩信虽不反汉，但也有不容于高皇的理由。　他在论及韩信之死时说阳　，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其后汉追楚至固陵。始汉与楚相拒荥，

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８］３９１司马光列举韩信请立假王、固陵失约等事件，指出韩信以“汲汲于富贵”的心态求利于君主，却希望君主以君子之礼相待，自然难免遭受杀身之祸。同代的理学家邵雍也着眼于君臣之礼，在其组

诗《题淮阴侯庙》［３］３４－３５中批评韩信贪图王爵，恃功寡虑，越出臣子本分，从而招致身死族灭的悲惨结局。诗云“据立大功非不智，复贪王爵似专愚”（其二）、“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世何须作假王”（其三），诗歌最后以（婪注定了他身死族灭的悲剧其十）为结“，为韩信一生下了定论若履暴荣须暴辱，既经多喜必多忧，意思与司马光史评相，认为韩信的贪”似。另外，像诗人周紫芝在其《读韩信传》②中所持观点也与同代的某些韩信诗评相呼应。

二

诗歌毕竟主情，不及史评以评论史事为主旨，但宋代韩信诗评几乎涉及了韩信性格、命运的方方面面，内容之丰富甚至能压倒同时代的史评，其中的有些观点是同代韩信史评尚未发觉的。韩信未受汉王重用前曾受胯下之辱，《史记·淮阴侯列传》曰：“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切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７］２６１０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几乎已经家喻户晓，被视为英雄能屈能伸的标志，宋代诗人黄庭坚在《淮阴侯》中写道：“韩生沈鸷非悍勇，笑出胯下良自重。”［３］４７怀大志，希望以一时之忍成一世大业“。自重女诗人朱淑”即指胸真说：“男儿忍辱志长存，出胯曾无怨一言。”［３］６７（《中却少有相关的议论韩信》）也表达了一样的意思。

。但同时期的史评最能体现宋人思辨精神的是那些言前人之所未言，评史评之所未评的论体诗，那些推翻前代论述，反前人之道而行的翻案诗尤为精彩。这些诗歌看似违背《史记》的记载，实际上是对文本背后所蕴藏事实真相的探索，是对司马迁创作意图的挖掘，是对《史记》未尽之意的补充。它们不仅对深化韩信悲剧形象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散见其中的某些观点难见于当代史评，却为后代评论韩信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这些翻案诗多围绕韩信是否反汉以及韩信悲剧原因而作。如韩琦为韩信辩诬的七律

淮阴漂母①

《，史记待韩信被徙为楚王时·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未起时，“召所从漂母，，赐千金曾受食于

（司马迁②

《详见宋代佚名史记》，中华书局《宋文选１９８２》年版卷二十九，第２６１０，清文渊阁四库

页。）”。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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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淮阴侯祠。家僮上变安知实》说：“破赵降燕汉业成，史笔加诬贵有名，兔亡良犬日图。功盖一时成不灭，恨埋千古欲谁明。荒祠尚枕陉间道，涧水空传哽洇声。”［３］３２次都未对此作正面论述《史记，》前一次说两次提到韩信造反“人有上书告楚，但两王信反”，后一次是“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７］２０３７－２０３８无姓，难辨真假。上书告发的人以及舍人之弟都无名，即便真有此人，何以证明其言非虚呢？诗人正是通过质疑韩信叛逆的直接证人的有无来为韩信辩诬。诗歌的推论步步深入：先说韩信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然后道出刘邦面对韩信欲杀之而后快的企图，继而推出告密的家奴，指出韩信反汉证据不充分，表明韩信不反。诗人还依据《史记》的记载，从其他角度推断韩信不反。如周紫芝的《读淮阴传》，从韩信反汉的时机推断韩信不反，诗云：“颉颃楚汉间，事若反掌易。信岂不自王，何乃遣汉使。……晚路说陈豨，咄嗟甚儿戏。”韩信平三秦，破赵、夺燕、伐齐，败汉成楚在反掌之间，不在当时三分自立，何必在穷途日暮时铤而走险，与难成气候的陈豨谋反？且以韩信的雄才大略，深谋远虑，即便要造反也定是谋划周详，怎会在到处都有高皇耳目的情况下，不知忌讳，与陈豨约谋？①而同时期的史评却不能像诗评这样大胆，评论家或默认韩信确有造反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探求韩信为何造反，如陈耆卿的《韩信论》说：“当是时，帝既疑信，而信亦不堪其困，虽欲不反不可得也，虽欲不诛亦不可得也。”

［４］６

或认为韩信迟早是要叛变的，如上

引张耒的《魏豹彭越论》。或是认为韩信纵然不反，也是罪不容诛的，如上引司马光的《韩信说》认为韩信虽不反，但他以功市利，无怪乎高皇待之不仁。但在后代的诗评与史评中，论韩信之不反却已然成为评论主流。诗评方面如“昔人一饭犹思报，廿载恩深感二毛“”［３］１４１（明吴伟业《过淮阴有感《当时密语向陈豨，更谁传向他人耳”［３］１１４（》）、王淮阴侯词”［３］２４３》）、“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明徐渭一饭恩《。（清包彬岭头祠宇在《淮阴侯庙，千古祀忠魂》）、“不听三分策”［３］２６２（，犹怀或直接放大了韩侯庙》），诸如此类皆与周紫芝等人同调清方坦《史记·淮阴侯列传》的细节。，他们或着眼于太史公对材料的剪裁与安排，指出史公的微言大义，推断出韩信不反的“真相”。但囿于篇幅，诗人无法对自己的观点作出详细论述。后代，尤其是清代的史评则对这些观点作出了更为全面、细致的

论说。其中清代学者王又朴等人的翻案文章即可以看作对韩信翻案诗的展开论述。如王又朴在解读《淮阴侯列传》时说：“两主之命悬于其手；两利俱存，鼎足可成。此等事机，明者如信，反有不知之者乎？乃武涉说之，蒯通复说之，信不于此时反，迨天下已集乃谋叛逆耶？是以武涉、蒯通两段皆备述无遗，而于《赞》内点明此意，曰‘不亦宜乎’，盖反言之耳，乃写信不听武、蒯之说。”正与周紫芝《读淮阴传》所论相似。又说：“前叙寄食南昌亭长、漂母饭信及受辱于少年诸琐事，后叙信之相报，一一详写，不少遗者，正为信不反汉作证。见信一饭尚报，况遇我厚之汉王乎！以少年之辱己，尚不报其怨，又岂以汉王之厚己，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

［９］９４－９５

与上引张耒《韩信祠》的论证方

法一致。由此可见宋代韩信诗评首创之功。

另外，在对韩信悲剧命运原因的探讨中，宋代韩信诗评也不乏独辟蹊径之作。诗人钱昆首创新意：“登台拜将恩虽重，蹑足封时怨已深。隆准由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３］２４（《题韩信庙》）在汉王的冲突请立假王”，的事件中却甚少留意到张良，学者往往只注意到韩信与、陈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钱昆别具只眼，发现了这个细节，在批判高皇薄情寡恩的同时，还放大了“蹑足”的细节，让众人的目光聚焦到陈平、张良身上，引起读者对陈平与张良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思考。诗人柴望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张良、陈平：“纪生尚可称皇帝，韩信何妨作假王。今日伪游真是伪，只因一蹑误高皇。”［３］６５信曾假扮汉王引开项羽的追杀（《云梦》）据《史记·高祖本纪，解救汉王荥阳之》记载，纪危。［７］３７２诗人将韩信请立假王与纪信伪装以救汉王之事相提并论，认为请立假王也同样是镇守齐国的权宜之计，张良、陈平非但不为韩信解释，还误导汉王，从而使忠臣见疑，埋下韩信受诛的伏笔。“蹑足附耳”的细节并未受到同代史评的关注，倒是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议论。宋代以后有不少诗人引用这个典故，如“祸奇缘蹑足”［３］９４韩侯岭》）、“假王本为安齐（明常伦计，蹑《足和王公济过翻成赤族机”［３］９８莫然陈平蹑足时（明杨茂《”过韩信城［３］２６５（清谢玉彩》）、“一山风雨满灵旗《韩侯岭》）、“蹑

，

为钜鹿守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与陈豨约反：“陈豨

……”（司马迁，辞于淮阴侯《史记》，。中华书局淮阴侯挈其手１９８２年版，辟左右与之步于庭，第２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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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启嫌千载恨，松烟霭霭拜孤坟”［３］２７１（汪正纲《乾隆壬寅赴任来灵敬谒侯庙偶成》）。史评中如清代学者梁玉绳论认为“韩信之死怨矣”，“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禽缚不已，族灭始快，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悯也！”［１０］１３３０暗指了张良与陈平在韩信受疑见诛中的作用。从对韩信悲剧命运的探讨中可见宋代韩信诗评的开拓价值。

不得不承认，诗歌毕竟是主情的文学，诗歌中诗人的主观情感常常压倒了理性的思考。囿于篇幅与格律，诗评无法任诗人纵情发挥。韩信诗评虽则打开了后世韩信评论的窗户，而屋内的画栋雕梁、高楼邃阁却还是要由史评来完成。但由上可见，宋代韩信诗评无论是在对司马迁意图挖掘上的成果，还是对历史真相探索上的成果都不亚于史评，它们是对宋代史评的补充，填补了宋代韩信评论的空白，也是后代韩信史论的先锋。因此，我们不能辱没诗评的开拓之功。由宋代韩信诗评与史评的探讨结果也可窥见《史记》诗评的丰富成果，可料想《史记》诗评在《史记》接受史，尤其是阐释史中应当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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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２０１３．版社，２０１２．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　朱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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