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

ＴＡＩＷ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３２０１９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６３

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

赵从胜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ꎬ海南海口５７１１５８)

摘　要:在近代日本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ꎬ作为中国之“双目”的台湾和海南在经济领域开始产生密切的联系ꎮ尤其在日本侵琼以后ꎬ日本海军积极输出殖民台湾４０年的热带“经验”ꎬ试图最大限度地掠夺海南丰富的农产资源ꎬ两岛在农业方面的联系空前频繁ꎮ对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ꎬ这是践行日本“南进”政策ꎬ实现“再殖民”的绝佳机会ꎻ而对于海南ꎬ台湾人员和物资的大量入侵使本岛农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ꎮ

关键词:台湾ꎻ海南ꎻ农业经验ꎻ殖民ꎻ近代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５９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７３－０９

一、前　言

“流放之地”ꎬ长期以来不受中央政府的重视ꎻ近代以来ꎬ当西方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海上门户后ꎬ海权思想开始受到重视ꎮ在国人呼吁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ꎬ日本通过１８９５年与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强行占领台湾ꎬ使中国失去东海上的“眼睛”ꎻ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后ꎬ日本对长期觊觎的海南发动军事侵略战争ꎬ中国又失去在南海上的“眼睛”ꎬ英美援蒋海上路线被切断ꎬ“双目失明”的中国被日本从海上包围ꎮ在此种背景下ꎬ台湾已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度过了４０余年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所谓热带地区开发经验ꎮ因此ꎬ日本动员台湾总督府的所有力量ꎬ希望将此“台湾经验”ꎬ尤其是热带农业经验运用于海南ꎬ试图把海南建设成为“第二个台湾”ꎬ以供给台湾工业化所需之原材料ꎮ台湾和海南这两座岛屿之间的联系就是在此殖民主义的背景下ꎬ以台湾总督府为主要推手产生的ꎬ并且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ꎮ

关于两岛屿关系的研究ꎬ台湾学者主要是从殖民与再殖民、台湾经验传承的角度探讨台湾与海南的关系ꎬ强调台湾经验在所谓海南开发中的积极作用ꎮ日本学者则通过日本侵略海南岛和南沙群岛来考察台湾总督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ꎬ即殖民地利弊关系ꎬ提出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异质性”ꎮ两方都从独自的角度讨论了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主体性”ꎬ试图阐释台湾在日本殖民扩张活动中所持有的“自负”ꎮ[１]大陆学者则主要探讨台湾总督府在日本掠夺海南资源中的作用ꎬ认为台湾总督府是日本侵略者的帮凶ꎮ[２]此等研究的角度和立场虽各有不同ꎬ但讨论的焦点都是台湾总督府ꎮ本文主要从探讨近代史上具有“主体性”的台湾和海南之间的关系出发ꎬ考察在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日本对中国南海岛屿调查的研究(１８９４—１９４５)”(１８ＣＺＳ０５４)作者简介:赵从胜ꎬ男ꎬ博士ꎬ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ꎮ

􀅰７３􀅰

在陆权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ꎬ位于海上边陲的台湾和海南分别被称为“蕃外之地”和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民主义这种特定语境下ꎬ两岛屿的关系在农业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和特征ꎬ力图构建近代史上两岛屿之间人和物的网络关系图ꎮ

二、抗战前台湾与海南的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后ꎬ日本占领台湾ꎬ建立以台湾总督府为首的各级殖民机构ꎬ并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产业分工模式掠夺台湾农业产出ꎬ弥补日本国内工业原料的不足ꎮ４０多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热带地区开发经验ꎮ台湾总督府在积极推动台湾岛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ꎬ对岛外也实施了积极的“对岸”(福建、广东)政策ꎬ加强对华南的干涉姿态ꎮ因此ꎬ台湾总督府及相关机构也对“未知地”海南产生了较大兴趣ꎬ对它进行了各种调查ꎬ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经济势力圈内ꎮ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１９０８年ꎬ台北帝国大学(以下简称“台北帝大”)教授素木得一登陆海南ꎬ深入本岛内陆调查天

蚕生长情况ꎬ确认本岛天蚕是前途光明的一大产业ꎻ１９０９年ꎬ台湾总督府林业专家小西成章[３]来到海南采集天蚕幼虫ꎬ调查森林和“蕃情”ꎮ天蚕最终在台中养殖成功ꎬ为台湾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ꎮ不过小西成章在海南染上风土病ꎬ回到台湾后去世ꎮ这是台湾总督府相关人员最早调查海南产业的两个事例ꎮ

虽然早在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前后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就已对海南的战略位置产生兴趣ꎬ但未有深入行动ꎬ直至１９１３年日本旅行者在海南被“土蕃”所杀害ꎬ海南才首次成为中日外交关注的焦点ꎮ时任广东总领事赤塚正助与国民政府就此事进行过各种交涉ꎮ当时正值夏威夷移民排外运动爆发之际ꎬ赤塚提议将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转送至海南ꎬ并以德国人的调查报告为基础介绍海南状况ꎮ此调查报告成为日后日本认识海南的重要材料ꎮ[４]

１９１５年ꎬ台湾总督府为缓解台湾岛内樟树采伐过度的问题ꎬ将目光转向与台湾地理位置相近、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１８年之交ꎬ池田幸甚亲自前往海南深入调查樟脑产业ꎬ其间与琼崖水上警察厅长

人文环境相似的海南ꎮ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庶务课长池田幸甚[５]派遣林业技师中井宗三调查海南是否适合种植樟树ꎬ并得到肯定的调查结果ꎮ[６]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的调查记录ꎮ

兼要塞司令李金鎔、琼崖镇守使龙裕光会谈ꎮ会谈中ꎬ中方请求台湾总督府提供资金协助开发海８００万元增产至１.２亿元ꎮ池田将此次会谈内容上报给当时的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ꎬ并得到明石总督的应允ꎬ投资海南的决议亦在台湾总督府内部得以通过ꎮ因此ꎬ池田与海南当地政府商议建立开发海南的中日合资公司ꎮ为了得到基础性的调查成果ꎬ双方各派人员进行调查ꎮ

１９１９年７月ꎬ日方派遣池田幸甚、村上胜太、川上铁藏三人ꎬ中方派遣彭程万、殷汝骊二人调查南ꎮ据说龙裕光曾经在改修广东盐田时得到台湾总督府技师的指导和帮助ꎬ使广东盐田产额从

海南的风土、言语、动植物分布、民族及其他经济状况ꎮ与此同时ꎬ台湾总督府以长年居住海口的胜间田善作为嘱托(委托职员)斡旋诸般事务ꎬ并派遣技师笠岛孝作深入调查海南的农业状况ꎮ[７]作为最终的调查成果ꎬ村上胜太提交了«海南岛调查复命书»ꎬ并附记“研究本岛情况以资他日所用”ꎮ最后此书改名为«海南岛事情第三»由台湾总督府发行出版ꎮ但是ꎬ由于明石总督突然去世ꎬ贺来专卖局长调职ꎬ池田因病辞职ꎬ加上舆论宣传军政府有“卖岛”的嫌疑ꎬ台湾总督府“协助”开发海南的计划以失败告终ꎮ[８]

此时正值日本最关心“南方”(华南、东南亚)的时期ꎬ即所谓的“大正南进热潮”[９]ꎬ在此背景

下ꎬ台湾与海南的关系从单纯的开拓事业发展变为共同开发海南的政治问题ꎬ从中可看出台湾总督府为了获得海南的樟脑、砂糖等农林原材料ꎬ试图将海南置于台湾农业的延长线上ꎬ甚至有将其纳入“日本帝国经济圈”的野心ꎮ但此时期两岛屿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调查与被调查、认识与被认识的初步阶段ꎬ台湾总督府对海南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ꎮ

􀅰７４􀅰

赵从胜: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

三、抗战时期台湾与海南的关系

进”政策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ꎮ[１０]作为“南进”基地的台湾ꎬ在１９３０年代其经济产业进入转型期ꎬ开始逐步探索“工业化”发展道路ꎮ为了获得海外的工业原料和资源ꎬ台湾总督府设想建立南洋厅ꎬ管理囊括海南在内的南洋地区ꎬ并制定了诸多所谓开发海南的政策ꎬ试图搭乘日本海军主导的“南进”政策之便车ꎬ保持与“南支南洋”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ꎮ在此背景下ꎬ１９３９年２月日军侵略海南之前ꎬ两岛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ꎬ１９３８年９月ꎬ日本海军在台北设立海军武官府ꎬ与台湾总督府共同立案«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策»«海南岛处理方针»等政策性纲领ꎬ试图将海南等“南方”地区纳入台湾总督府的管辖范围ꎬ实施统一的“外地”统治方针ꎻ并试图将台湾统治经验应用于海南ꎬ使海南成为“南方”地区的一员ꎬ并对其实施全方位的统治ꎬ获取日本赖以生存的热带资源ꎮ对于台湾总督府积极参与海南统治的意图或最终构想ꎬ日本学者河原林直人指出ꎬ因台湾“工业化”的需要ꎬ台湾总督府将海南视为原材料的供给地ꎬ并将海南定位为台湾的“殖民地”ꎮ[１１]

第二ꎬ１９３８年１２月ꎬ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下文简称“台拓”)在日军占领海南势在必行的情况下ꎬ提前制定了«海南岛糖业调查及制糖事业计划案»«海南岛锡矿事业之现状»«海南岛农业调查及拓殖事业计划»«海南岛应急设施及开发计划案»等一系列开发海南资源的计划ꎮ

台湾总督府及其属下国策公司台拓在政治上将海南作为台湾的“殖民地”ꎬ在经济上运用“台湾经验”参与海南产业开发ꎬ试图确立对海南的直接“统治”ꎮ几个月后日军侵略海南成为现实ꎬ但台湾总督府独自的“统治”构想却未能实现ꎮ这是因为即使日本海军非常认同并愿意利用殖民地台湾４０年积累下来的热带开发经验和技术ꎬ但并不认为台湾总督府是其对等的伙伴ꎬ也不希望台湾直接参与对海南的“统治”ꎬ只要求其在经济开发上给予协助ꎮ[１２]

１９３９年２月ꎬ日军占领海南后不久便成立以三省联络会议为中心的行政机构ꎮ[１３]同年４月ꎬ为１９３６年日本出台«国策基准»ꎬ将日本海军主导的“南进”政策与日本陆军一直以来推行的“北

了加强海南与台湾、日本本土之间的贸易、交通联系ꎬ三省联络会议内部商议后ꎬ与台湾总督府、大新增海口作为横滨至曼谷、横滨至西贡航路的寄泊地ꎮ[１４]可见ꎬ在占领后不久ꎬ日军便加强了海南与台湾、日本的联系ꎬ为利用台湾“经验”将海南热带资源掠夺至日本奠定了基础ꎮ正如前述ꎬ虽然台湾总督府未能实现主导海南军政的愿望ꎬ但还是以“协助”的形式ꎬ基本实现了参与南方资源开发的目标ꎮ因此ꎬ此时期台湾与海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台湾相关调查人员、技术人员、军政要员的派遣ꎬ和台湾热带农业技术或物资(如优良种子、先进农具等)的输出两大方面ꎮ[１５]

(一)调查人员之派遣

阪商船会社交涉ꎬ决定增开每月三次往返于台湾和海口之间的定期航路ꎬ另外在日本和海口之间ꎬ

开发海南有必要对本地实施彻底的调查ꎬ因此日本海军希望日本政府及其殖民地机构派遣调查团前往海南ꎮ在日本海军的盛情“邀请”下ꎬ在台湾总督府自身的“南进”欲望催动下ꎬ台湾总督府不仅对海军的请求悉数响应ꎬ而且还自己负担费用ꎬ派遣各种调查团前往海南实施所谓的学术调查ꎮ

３.痢疾对策调查员之派遣ꎻ４.热带产业试验所及畜产改良试验所之建设计划、农畜产业开发相关计海口、秀英等其它主要港湾调查员之派遣ꎻ７.道路调查员之派遣ꎻ８.水产试验船之派遣ꎮ[１６]

台湾总督府独自派遣的调查团有:１.海南岛农林业调查团之派遣ꎻ２.第一回台北帝国大学学术调查团之派遣ꎬ分为三个班:生物学班、农学班、地质班ꎬ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派遣至海南岛ꎻ３.第二回台

􀅰７５􀅰

军方要求的调查有:１.铁道调查队一行之派遣ꎻ２.榆林都市计划设计者、实地测量员之派遣ꎻ

划、土地制度方针及调查计划的调查员之派遣ꎻ５.沿岸各地盐田实地调查员之派遣ꎻ６.榆林、清澜、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北帝国大学学术调查团之派遣ꎬ分为三个班:经济及民俗班、理农班、农艺化学班ꎬ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派遣至海南岛ꎻ４.财政及税制调查员之派遣ꎻ５.工业原料及工业状况调查员之派遣ꎻ６.生药材料调查员之派遣ꎮ[１７]

其中ꎬ农业调查是所有调查中规模最大的项目ꎬ可分为台湾总督府及其附属机构直接参与的调查和台湾总督府协助日本海军间接参与的调查ꎮ

第一ꎬ台湾总督府直接参与农业调查的情况ꎮ如表１所示ꎬ台拓、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北帝大响应台湾总督府的号召ꎬ纷纷派遣农业调查人员直接参与海南农业调查ꎮ从调查员的学位或职务来看ꎬ他们都是台湾总督府农业领域的学者和专家ꎬ比如“蓬莱米”(单位产量极高的粳米)之父矶永吉博士、嘉南大圳的设计者八田与一等ꎮ这体现了台湾总督府非常重视海南农业调查ꎬ认识到海南农业开发的重要性ꎬ也体现了在日本海军推动的“南进”政策下ꎬ台湾总督府在农业方面具备的自信ꎬ并竭力配合日军侵琼掠夺海南资源的本质ꎮ此等调查是日本海军占领当局实施海南“行政”的内容之一ꎬ调查结果直接成为日本认识海南农业的指针ꎬ并形成一系列政策性文件ꎬ即«海南岛农林开发应急设施(案)»(１９４１年)和«海南岛农林业开发暂定方策(案)»(１９４１年)等ꎮ[１８]

表１　台湾公共机构的海南农业调查概要调查员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

台拓调查部涉谷纪三郎加茂严江口庸雄奥田彧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

矶永吉八田与一吉良义文三浦博亮铃木进一郎足立仁小泉清明

台北帝国大学

寺林清一郎大野一月平尾新三郎

台北帝大教授ꎬ农业试验所长

农业试验所育种农艺科长

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长、技师

台北帝大农学教授台北帝大农学博士内务局土木课技师殖产局特产课技师棉作指导所技师殖产局农务课技师台北帝大应用菌学讲座教授台北帝大理农学部助教授台北帝大农学部育种学教授台北帝大农学部助教授

不明职务

调查对象

糖业、农业一般、农村惯行

土壤及农业一般

农作物蔬菜土地制度稻作土地改良糖业特用作物农政

土壤微生物学调查农作物的害虫

农作物植物性纤维资源

糖业

　　资料来源:作者据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海南岛的农业调查与拓殖事业计划»(１９３８年)、«海南岛陵水县的农村经济及一般惯行调查»(１９４１年)ꎻ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殖产局调查团报告书其一至十六»(１９４１年)、«台北帝大第一回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１９４２年)、«台北帝大第二回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１９４４年)制作ꎮ

第二ꎬ台湾总督府派遣人员协助日本海军调查海南农业的情况ꎮ作为«海南岛农林业开发暂定方策(案)»内容之一的«海南岛应急米谷增产计划»在１９４１年３月提交至日本海军省ꎮ日本海军省鉴于米谷增产的紧迫性ꎬ以此计划为原案详细讨论并审议了海南的米谷供求关系ꎬ要求兴亚１２日再次对海南全岛实施详细调查ꎮ以此调查班的意见书为基础ꎬ海南海军特务部制定了以１９４２年为首年度的大米生产计划ꎬ并付诸实施ꎮ

􀅰７６􀅰

院、农林省、农事试验场、拓务省、台湾总督府等机构派遣农林业的权威ꎬ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８日—８月

赵从胜: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

表２　海军省派遣海南农业调查班

姓名寺尾博矶永吉可知贯一铃木进一郎江村俊吉尾崎三雄∗三井进午冈村淑一宫坂梧郎前田穂涛加濑高

职务班长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台北帝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京都帝大教授台湾总督府技师农林省技师【无法判读】

农林省农事试验所技师兴亚院技师兴亚院委托职员台湾总督府技师兴亚院委托职员

身份

农林省农事试验所、东北帝大研究所所长ꎬ农学博士

专长种艺种艺水利农政水利害虫土壤肥料种艺农政种艺米谷需给

　　说明:∗根据作者调查ꎬ尾崎三雄１９２３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ꎬ后任职于农商务省农产课ꎬ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８年９月任阿富汗国农商务省技师ꎬ后周游印度、伊朗等国考察农业ꎬ１９４１年２月又先后任职于农林省农政局农产课和粮食增产技术中央本部ꎬ同年７月被临时聘用为海军省事务员兼海南警备府事务员ꎬ前往海南岛出差ꎮ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他作为“陆军技师”“兵站总监部附”指导“南方”(东南亚)占领地粮食自给对策ꎮ由于无法判读参考史料原文ꎬ对其身份暂罗列如上ꎬ俟资料充足时再行考证ꎮ

资料来源:小野卯一:«五カ年間に於ける海南島農業開発概観»ꎬ海南海军特务部ꎬ１９４４年ꎬ第３７页ꎮ标题中“五年间”系指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ꎮ

从调查班成员的资历来看ꎬ他们之中既有日本中央农业部门的技师ꎬ也有帝国大学的教授ꎬ都是农业领域的专家ꎬ亦可以称之为制定日本农业政策的智囊团ꎮ他们参与海南农业政策的制定正反映出海南粮食生产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ꎮ其中ꎬ台湾总督府矶永吉、铃木进一郎、前田穂涛等人也是最初«海南岛应急米谷增产计划»的制定者ꎬ充分显示出台湾总督府在海南农业政策制定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ꎬ具有一定的发言权ꎮ其他调查员如寺尾博、可知贯一、尾崎三雄、宫坂梧郎等皆对海南农业有较为深刻的研究ꎬ提出了许多开发意见ꎮ

除上述台湾总督府、海军省的海南农业调查外ꎬ海南事实上的行政官厅海南海军特务部(以下简称“特务部”)也实施了相关调查ꎮ特务部认为ꎬ由于以前的各种农业调查是在特定的短时期内实施的ꎬ不足以作为参考资料使用ꎮ因此ꎬ１９４２年特务部制定«海南岛农业调查要纲»ꎬ试图树立海南农业恒久的基本方针ꎬ并要求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派遣调查员ꎬ实施更为精细的调查ꎮ对此ꎬ台湾总督府制定了详细的调查员派遣计划ꎮ

表３　台湾总督府派遣计划书(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９４３年１月)

调查项目

稻

调查期间

第一回７－８月

第二回１２月－次年１月

工作单位

台湾总督府米谷局米谷课

同上

台中州农事试验场

谷豆类纤维油料作物

第一回８－９月

第二回１２月－次年１月

同上同上同上

棉作

１０－１１月ꎬ２个月

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

海南海军特务部

同上

官职技师技手场长、技师技师技手技手助教授技师技手

调查员姓名鸟居武男樋口俊平林四郎无法判读池田茂薮龟孟男涉谷常纪助手一名坂本敏雄高梨国吉

􀅰７７􀅰

甘蔗９－１２月ꎬ４个月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续表调查项目淀粉作物

调查期间９－１０月ꎬ２个月第一回７－８月

第二回１２月－次年１月

９－１１月上旬７月上旬－８月上旬

７－８月１０－１１月

工作单位

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农业试验所台东支所台北州立农事试验场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

府农业试验所府农业试验所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

府农业试验所台中州立农事试验场

府农业试验所

同上府农业试验所

土壤肥料

８月下旬－１０月下旬

同上同上

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

１１月－次年１月ꎬ３个月

农政一般

１２月－次年１月ꎬ２个月１２月－次年１月ꎬ２个月

府殖产局农务课

同上台湾总督府

官职教授助教授所长、技师技手教授技手技师助教授技师技手技师技手技师技手技手助手委托职员技手技师

调查员姓名古城坤三西泽弘贵岛丰智市川五四郎一色周知福田计三轮勇四郎水户野武夫德永芳雄桥冈良大桐生知次郎森谷宪鸟居菘上田利次

无高木一夫铃木进一郎前田长太郎横畑护

园艺作物作物害虫

(特用作物蔬菜甘薯)作物害虫

(普通作物尤其水稻)

作物病害(一般作物)作物病害(甘蔗)

　　资料来源:小野卯一:«五カ年間に於ける海南島農業開発概観»ꎬ海南海军特务部ꎬ１９４４年ꎬ第３９－４０页ꎮ

但是ꎬ当调查员实施了部分要纲内容后ꎬ由于日军侵略东南亚ꎬ南方战线急速扩大ꎬ导致日军对东南亚农业调查的需求量增加ꎬ派往海南的调查员被转移至东南亚ꎬ海南农业调查中止ꎮ

(二)军政要员的派遣

特务部的行政要员由日本本土及殖民地机构等各方面派遣的具有殖民地行政经验的人员构成ꎮ其中ꎬ大部分要员由台湾总督府派遣而来ꎬ尤其在必须拥有热带殖民地特殊行政经验或手腕的教育、农林、畜产、水产、土地制度、专卖制度、卫生制度等领域ꎬ全部行政要员都来自于台湾总督府各部门ꎮ其他方面ꎬ为了协助隶属于当地海军各部队的警察机构维护治安ꎬ台湾派遣了大量的“警察官”(警官)、“警察官补”(副警官)及军队翻译官、军杂役等来到海南ꎮ另外ꎬ在交通、宣抚、卫生、产业等领域ꎬ台湾总督府得到当地海军的许可ꎬ可以直接参与其中ꎮ[１９]

在农业行政上ꎬ由农政委员会主要负责海南农业政策、农林开发方针的制定ꎮ委员会四名主要成员中有来自台北帝大理农学部的田中长三郎教授ꎻ特务部下设官房、政务局、经济局、卫生局等各局十四课ꎬ其中经济局长郡山义夫和卫生局长下条久马等人任职前是台湾总督府的职员ꎬ即农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农业行政的指导者都是来自台湾ꎮ

在教育上ꎬ昭和十六年(１９４１)春天台湾派遣教员(包括日本人和台湾人)约２０名ꎬ受海军武官府(台北)的委托ꎬ由台湾总督府视学官林猪太郎率领ꎬ号称以统治台湾约５０年的教育成果ꎬ发挥“教坛之上死而后已”的“芝山严精神”从事海南教育行政ꎮ１９４２年４月ꎬ日本海军开设海南师范学校ꎬ从各地招募第一期学生１４７名ꎬ并以专任教官５名、兼务教官４名的体制开始培养中小学教员ꎮ[２０]其中校长青田重忠毕业于东京大学ꎬ是研究盲蛇科的学者ꎬ[２１]任职海南师范学校之前ꎬ曾先

􀅰７８􀅰

赵从胜: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

后担任台湾公立实业学校和新竹商业学校的教师ꎮ[２２]据战后的报纸介绍ꎬ以青田校长为首的具有台湾经验的教官共有４人ꎮ[２３]另外ꎬ音乐教师新纳兼德当初是台湾派遣教员之一ꎬ被分配到清澜小学校任教ꎬ于１９４３年到海南师范学校教授第二期学生的音乐课程ꎮ[２４]

另外ꎬ受军方“邀请”从事农业开发的日系企业中ꎬ在台湾长年经营拓殖事业或农林业及其他加工业的企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ꎬ主要有: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东台湾咖啡株式会社、台湾制糖会社子公司南国产业株式会社、台湾合同凤梨株式会社等ꎬ与台湾相关的企业是海南农业开发的主要力量ꎮ

以上ꎬ台湾总督府在直接参与或协助调查海南的过程中ꎬ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台湾岛内的人力资源ꎬ试图发挥台湾在日本南进中的作用ꎮ事实上ꎬ从政策的制定到实际的所谓开发———实为侵略的过程ꎬ在各领域都有台湾总督府及其相关人员的身影ꎮ此种殖民主义思想下的“再殖民”行动ꎬ客观上加强了台湾和海南的联系ꎮ相对于占领前两个岛屿之间的“认识”与“被认识”、“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ꎬ占领后两个岛屿则已经深化为“统治”与“被统治”、“开发”与“被开发”的关系ꎮ当然ꎬ这种统治只是台湾总督府的日本人间接参与日本海军的统治ꎬ反映了战争形势下两岛屿关系的特殊性质ꎮ

(三)农业技术员之派遣

在人物派遣方面ꎬ除上述调查人员、军政人员之派遣外ꎬ台湾农业技术员之派遣也是重要内容之一ꎮ占领后期ꎬ台湾总督府为了配合日本海军制定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ꎬ先后派遣所谓的“农业义勇团”和“农业挺身团”前往海南指导农民耕作ꎬ具体内容如下:

特务部制定１９４２年度米谷增产计划ꎬ以生产军用、民用蓬莱米(台中６５号)为目标ꎬ规定各日系开发企业需承担的生产量ꎬ计划在大规模集团栽培地的万宁(南洋护膜事业地)、三亚(台拓事业４.３万石(约６ꎬ４５０吨)ꎮ作为应急措施ꎬ特务部要求台湾总督府派遣对蓬莱米栽培有丰富经验的农业技术员前来指导ꎮ由此ꎬ以台湾在职农技人员为干部、从台湾各州挑选来的农夫为团员的“农业义勇团”组织成立ꎬ并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１日携带必要的农具来到海南ꎮ“农业义勇团”完成蓬莱米的技术性指导后于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０日返回台湾ꎮ[２５]

特务部制定上述蓬莱米十万石生产计划ꎬ并将此计划责令各日系农林企业负责完成以后ꎬ认为蓬莱米耕作面积的增加会导致土产米(海南岛本地米)生产量的减少ꎬ进而影响海南住民的自然增加及岛民体力的增强和劳动力的增进ꎬ于是计划在不适合蓬莱米栽种的地区奖励种植土产米ꎮ但因海南本地米的改良增产需耗费相当长的时日ꎬ将海南本地种置换为优良的台湾本地种进行种植被认为是迅速提高粮食生产的捷径ꎮ因此ꎬ特务部制定本地米增产计划ꎬ从台湾引进优良种子２３万斤ꎬ以迅速推广种子及指导改善耕种技术等方式ꎬ试图完成海南粮食增产和自给自足的目标ꎮ[２６]

特务部依旧按照蓬莱米增产计划的方式实施本地米增产计划ꎬ将任务分配至各日系农林企业ꎬ要求各企业确定耕种面积、普及优良品种、实施技术性指导ꎮ具体措施是在各企业事业地之外的枢要地区ꎬ每处设立常驻技术指导员二至三名ꎬ每位指导员负责指导农田约２０町步(约３００亩)ꎬ发放优良种子、指导耕种方法ꎮ这些农业指导员组织为“农业指导挺身团”ꎬ包括团长１名ꎬ分团长５名ꎬ团附(副团长)６名在内ꎬ共计１００名ꎮ他们作为特务部的职员从台湾总督府派遣而来ꎮ１９４３年９月５日ꎬ１００名团员中有７４名完成任务返回台湾ꎮ根据特务部与台湾总督府之间关于替代者交涉的结果ꎬ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０日４６名新团员来到海南ꎬ加上之前滞留本岛团员２６名ꎬ共计８３名农业指导员被重新配置到特务部各支部及临时政府管辖区ꎬ继续负责对各地农民的指导工作ꎮ[２７]

综上ꎬ因种植蓬莱米需要农业技术和经验ꎬ台湾总督府派遣台湾技术人员组成所谓“农业义勇团”ꎬ负责日系农林开发企业直营田的技术性指导ꎻ“农业指导挺身团”的活动范围则是从海南北部至南部的广大地区ꎬ指导对象是日系农林开发企业事业地附近的一般农家和琼崖临时政府管辖下的农场ꎮ这两种农业指导活动ꎬ大体囊括了日系企业所占据的肥沃田地及海南岛民所耕种的一般

􀅰７９􀅰

地)、崖县(南洋兴发事业地)等三地区生产早稻、晚稻共计４ꎬ３００町步(约６.４５万亩)ꎬ预计收获量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田地ꎬ即殖民地台湾的农业技术和经验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于海南农业开发上ꎮ

当时何种台湾农业技术或经验被传授到海南ꎬ因无史料记载ꎬ详情不得而知ꎮ但根据台湾总督府的海南农业调查报告ꎬ可了解一些具体的台湾农业技术、经验ꎬ比如涉谷纪三郎提倡的以台南经验为主的“干燥地农业法”[２８]ꎬ加茂严提倡的以台湾水稻选种为标准的“海南本地优良种之选择”[２９]ꎬ奥田彧提倡的以台湾地籍整理为范本的海南土地调查[３０]ꎬ八田与一提倡的以大型水利设施嘉南大圳(台南)为基础的“三年轮作法”[３１]等ꎮ

(四)台湾物资的输出

台湾总督府大量的“台湾农业成果”移植至海南ꎬ如:蓬莱米、台湾优良本地稻种、蔬菜、果树、甘薯、甘蔗、杂谷、绿肥等种苗、肥料、农具等物资ꎮ据统计ꎬ昭和十六年至十八年(１９４１—１９４３)ꎬ台湾产水稻品种的输出总量约３９万公斤ꎮ其中ꎬ就１９４３年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各州直接在海南开设苗圃的情况来看ꎬ导入品种主要有日本的蓬莱种(嘉南２号)及台湾本地种(敏叶、冈山大白)等共计达到３.７万公斤ꎮ[３２]

除水稻外ꎬ如田菁、柳豆等绿肥作物由台湾农会、台拓等台湾总督府相关机构引进海南ꎬ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共导入１４ꎬ３８０日石(约２５９万升)ꎻ台湾锹、割草镰、イセ号打谷机、矶野贰深耕犁等台湾农具也进入海南ꎮ[３３]

１０号、台中６５号等ꎬ说明此等台湾品种仍在海南各地种植ꎮ当地政府采取了继续推广此品种的方针ꎮ１９６０年ꎬ海南农科所对包括嘉南２号和台中６５号的品种进行晩稻植期试验ꎬ试图提高此类水稻品种的产量ꎮ[３４]这说明台湾优良水稻品种在海南生根发芽ꎬ这可能是战前台湾农业成果传播至海南的过程中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实例ꎮ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海南水稻调查结果显示ꎬ在海南本地的优良水稻品种中有嘉南２号、高雄

四、小　结

１９３０年代至１９４０年代的“统治”与“被统治”、“开发”与“被开发”的密切关系ꎮ在日本殖民与再殖民的语境下ꎬ殖民者试图将台湾的统治经验移植到海南ꎬ使两岛屿在农业调查人员、农业技术和农业物资等方面有了非常紧密的关系ꎬ其中台湾优良水稻品种对海南农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ꎮ但台湾与海南的近代农业关系和所谓的农业“传播”ꎬ主要表现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海南农业领域较为单向的侵入与影响ꎮ注释:

台湾与海南ꎬ从１９１０年代日本大正时期的调查与被调查ꎬ认识与被认识的初步关系ꎬ发展至

[１]钟淑敏:«殖民与再殖民———日治时期台湾与海南岛关系之研究»ꎬ«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３１期ꎬ２００３年ꎻ

河原林直人:«一九三九年􀅰「帝国」の辺境から———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植民地利害」の一考察—»ꎬ«日本史研究»(京都)六〇〇号ꎬ２０１２年ꎮ

[２]隋丽娟、张兴吉:«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台湾总督府在“海南岛开发”中的作用»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４期ꎮ

[３]小西成章ꎬ台湾总督府樟脑局技师ꎬ台中樟脑局局长ꎬ在森林调查、樟树栽培及研究、林产利用、台湾森林学术

研究等方面贡献巨大ꎬ死后被授予官阶从六位ꎬ获六等勋章ꎮ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ꎬＲｅｆ.Ａ１０１１２６７２７００、従六位小西成章、(勲００２４７１００)(国立公文書館)ꎮ[４]増田信:«先人の偉業と旅行者»ꎬ«台湾时报»(台北)１９３９年３月号ꎮ

[５]池田幸甚ꎬ明治十四年１月生ꎬ明治三十五年７月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德国专修课入学ꎬ明治四十年毕业ꎮ

大正二年成为台湾总督府参事官ꎬ大正三年１１月转职为专卖局事务官ꎬ庶务课长兼脑务课长ꎬ长年出差华中、华南、香港ꎬ大正十年１０月就任专卖局长ꎬ大正十二年１２月退休ꎬ大正十三年８月２３日逝世ꎮ作者不详:«酒専売後に於ける歴代局長の閲歴»ꎬ«专卖通信»(台北)第１５卷第７号ꎬ１９３６年ꎬ第１８页ꎮ􀅰８０􀅰

赵从胜: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

[６][７][８]贺来佐贺太郎:«台湾と海南島—明石総督の海南島開発計画»ꎬ«台湾时报»１９３９年３月号ꎮ

[９]日本学者中村孝志将日本“南进”分为四个时期ꎬ第１期是１８９５年日本占领台湾至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之“摇篮期”ꎬ第２期是１９１６年、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３年关东大地震之“大正南进期”ꎬ第３期是１９２４年至卢沟桥事变前的１９３６年之“沉滞期”ꎬ第４期是１９３８年至二战结束之“南进推进期”ꎮ中村孝志:«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ꎬ奈良:天理教道友会ꎬ１９８８年ꎮ

[１０]岸田健司:«日本海軍の「南進」政策と海南島進出»ꎬ«日本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年报»(东京)第２０号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６２７页ꎮ

[１１][１２]河原林直人:«一九三九􀅰「帝国」の辺境から—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植民地利害」の一考察—»ꎬ«日

本史研究»六〇〇号ꎬ２０１２年ꎬ第１８６页ꎬ第１８９－１９０页ꎮ

[１３]三省联络会议(之前为海口联络会议)是由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的派遣机构组成的行政组织ꎬ其中由

海军情报部部长前田稔负责具体事务ꎬ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由于海南岛在地海军试图独自统治海南岛ꎬ首先在三亚成立海南岛海军特务部负责该地区军政ꎬ１９４１年海南警备府成立ꎬ海南岛海军特务部改名为海南海军特务部ꎬ设置于海口ꎬ从此海南海军特务部便逐渐代替三省联络会议的职能ꎬ该会议自然消失ꎮ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支配(２)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５年»ꎬ«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纪要»(名古屋)第４９卷第３号ꎬ２００２年ꎬ第２２９页ꎮ[１４]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Ｂ０９０３０１３５１００、«台湾海口间航路关系»(Ｆ－１－５－０－２－００２)(外务省

外交史料馆)ꎮ

[１５][１６][１７][１９]青木茂:«海南島の開発と台湾»ꎬ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ꎬ东京:国际日本

协会ꎬ１９４３年ꎬ第１２７－１２８页ꎬ第２２７－２３１页ꎬ第２２７－２３１页ꎬ第２３１页ꎮ

[１８][２５][２６][２７]小野卯一:«五カ年間に於ける海南島農業開発概観»ꎬ海南海军特务部ꎬ１９４４年ꎬ第３５页ꎬ第

５０页ꎬ第５１页ꎬ第５２页ꎮ

[２０]山本良一:«天涯に陽は昇る—海南島への架け橋—»ꎬ茨木:サンキュー株式会社出版ꎬ２００４年ꎬ第１１９页ꎻ台

湾总督府外事部:«海南島に於ける教育現状»ꎬ１９４５年ꎬ第４９页ꎮ

[２１]作者采访记录:丰原八郎(海南师范学校第二期学生)的相册«海南島の思い出»(海南岛的回忆)ꎬ私藏ꎬ口述

时间: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１日ꎬ场所:日本大阪府的河合爱治家中ꎮ

[２２]«台湾総督府公文類纂»ꎬ册号１０１０５ꎬ文号２ꎬ昭和十五年(１９４０年６月１日)ꎮ[２３]«幻の海南師範生来月城崎に集う»ꎬ«神户新闻»昭和五十五年７月２２日ꎮ[２４]黑潮会:«くろしお»ꎬ第五号ꎬ１９６３年ꎬ第９页ꎮ

[２８]涉谷纪三郎:«海南島の土壌及び農業一般»ꎬ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殖产局调查团报告书其三»ꎬ１９４１年ꎬ第２５页ꎮ[２９]加茂严:«産業講座(７)稲の優良品種育成について»ꎬ«台湾农事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号ꎬ第２３页ꎮ[３０]奥田彧:«土地制度»ꎬ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殖产局调查团报告书其十五»ꎬ１９４１年ꎬ第１５页ꎮ[３１]八田与一:«土地改良»ꎬ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殖产局调查团报告书其四»ꎬ１９４１年ꎬ第１－１１页ꎮ

[３２][３３]小野卯一:«五カ年間に於ける海南島農業開発概観»ꎬ海南海军特务部ꎬ１９４４年ꎬ表一ノ１ꎬ表八ノ１ꎬ无页码ꎮ[３４]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农业志»ꎬ海口:南海出版公司ꎬ１９９７年ꎬ第３１６－３１７页ꎮ

(责任编辑:陈小冲)

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Ｈａｉｎａｎ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ＺｈａｏＣ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ｉｎａｎꎬｋｎｏｗｎａｓ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ꎬｂｅｇａｎｉｔｓｃｌｏｓ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ｎａｖｙ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ｕｔｐｕｔ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ｉｔｓｆｏ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ꎬ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ｌｕｎｄｅｒ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ｆｔｅｒｉｔ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ｔｈｅｔｗｏｉｓｌａｎｄｓｈａｄꎬ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ꎬ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ｌｙ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ｃｔꎬ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Ｔａｉｗａｎꎬｔｈａｔｗａｓ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Ｊａｐａ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ｔｓ“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ｉｔｓ“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ｉｗａｎꎬｗｈｉｌｅｔｏＨａｉｎａｎꎬｉｔｍａｄｅｉ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ｉｔ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ｈａｖｅ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ｇｒｅａｔ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ｋｅｐｔ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ｉｗａｎꎬＨａｉｎａｎꎬ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

􀅰８１􀅰